【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二、黎明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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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著名的滑稽演员周立波推出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场场爆满，引起轰动，不仅把被遗忘多年的上海方言重新搬上了舞台，更是勾起每一个上海人对那个并不富裕但充满希望的美好年代的回忆。我们今天为大家献上一部叙述在那个让全中国人民羡慕的、走在改革发展前沿的、曾经的十里洋场发生的涉外爱情故事。
1985年奋力学习英语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上世纪八十年，改革初期的上海，很多人为了出国想尽办法学习英语。
最亲爱的外婆六十岁时留影
黎明前的黑暗
一九七八年考上大学之前，我在位于南京郊区的上海梅山工程指挥部(后被称为南京梅山钢铁公司)机修厂铆焊车间，当了将近六年的电焊工。这是我人生中非常痛苦的一段时光，体力上、精神上受到的种种折磨让我今天想起来还会打冷颤。一九七八年夏天我终于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迫不及待地回到朝思暮想的上海。
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从未喜欢过我学习的专业，除了几个月的毕业设计搞出了名堂外，其他的时间没在学业上用过什么脑力。我将很多的时间花在读小说、拉小提琴和跳舞上，要么就去校外的补习学校学日常英语，每逢假期就出门旅游。记得有一次系主任这样说我：“别人读五个月的书，考五天的试；你考五天的试也就读了五天的书。”
一九八二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院电力工程系毕业，被分配到上海人民机器厂电力科当了一名助理工程师。和在大学里一样，我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领域中成为一名时代潮流的追随者。第一年，我只是干着我必须干的活、学习必须要掌握的专业知识。第二年我就开始想着改变工作环境。因为我意识到，我将永远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那儿，于是我下定决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幼年时的我崇拜两种人:教师和作家。这是两种高尚的职业，与人打交道，与人的灵魂打交道并与时代的命脉息息相关。前者用爱心和知识教人如何做人；后者用笔解剖做人的种种方面。文化大革命中，这两种都是被批得臭不可闻的职业；这两种人不少被钉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十字架上受尽苦难。我的外婆曾经从教四十多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中文和音乐教师，她在“批林批孔”的口号中带着无限的迷茫与失望走向了生命的尽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心有余悸的我弃文从理，违心地在高考前临时改变主意考了工科大学。我以为理工科为中性科目，远离政治文化领域，为社会发展无条件地接受，而工程师则是在任何形势下都能得以生存的一种人。我的软弱为我造就了安全有余的生存条件，但我的精神苦难严重地影响了生存质量。
终于有一天，我找厂领导谈话要求调职去技术情报室搞翻译工作，我认为在那里我至少能专心一意地阅读和翻译英语资料，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读书写字。尽管无法从事理想中的的职业，但翻译工作至少属于我曾经崇拜过的那个领域，这样做多少也可以安慰一下自己苦难的灵魂。厂领导同意了我的要求。当时我已当了两年助理工程师，再过一年便可转正成为正式的工程师。当资料员意味着放弃工程师的头衔，但我不在意。我只是强烈地感觉到，我必须结束仍在延续的悲剧性时光，做想做的事，并为开辟新生活创造条件。和当时在南京当电焊工一样，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我相信做好迎接机会的准备是不会错的。我甚至想好了，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大不了再去南京梅山当电焊工。承受体力的重负要比忍受精神苦难来得容易，对我而言，人生中最痛苦的事就是没有灵魂、健康、无意义的活着。
一九八四年年中，厂里要从德国海德堡印刷机公司进口印刷机设备，中外双方进行了紧锣密鼓的接触和谈判。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接过了资料翻译和谈判翻译工作。秋风扫落叶的时候，德方在香港代表处的首席代表雷女士来工厂敲定购买合同中的最后事项并邀请中方组团赴德参观海德堡印刷机公司。临走时雷女士对我说:“ 我们明年在德国见！” 我的工作得到了肯定并有了出国看看的机会，心里感到无比欣慰。
也就在那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在上海工作、来自当时还是联邦德国的工程师海纳先生。他的女儿曾在上海某大学学汉语，我们在一次大学生舞会上相遇而成为朋友。在她离开中国之际告诉我，她父亲会来上海工作几个月，希望我能抽出时间在周末时去看望他，并陪他出去购物和吃饭。当时的中国对德国人来说是个遥远陌生、神秘的共产主义国家，去中国旅行和工作绝对属于冒险行为。有段时间，我上班、上夜校、练英语、打保龄球，陪海纳吃饭购物，忙得四脚朝天。
海纳先生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了解，很快就适应了周围的环境。例如，每次我们见面，他都会在饭店门口等我，这样我就不必填表打电话找人了。再者，他一举一动很严肃，好像是我的上司似的，让人们认为我是个翻译或导游什么的。还有就是，出去吃晚饭要赶在六点之前到达饭馆，因为七点钟饭馆就打烊了。海纳先生工作、吃饭、购物三不误，对我也很好。他的英语水平和我的差不多，我和他对话没有负担，可以天南地北地瞎侃。我讲到兴头上就忘了语法，所有动词没有时间变化，只是加上“昨天”、“今天”、“明天”、“以前”、“现在”和“将来”这些单字来表达发生时间的不同。海纳先生则常常将单词的重音挪了位子，发音时语调一跳一跳的。我们熟了以后就开始谈家庭、工作和个人爱好。海纳先生讲的一些东西对他来说都很平常，却让我羡慕得要死：毕业于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工作对口，收入不菲，婚姻美满，儿女满堂。
他也看出了我的心思，也同情我的处境。“去德国吧！”有一天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只要努力，你有能力在那里创造你想要的生活。”这个建议来的很突然，我的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我告诉他我几年来努力学英语，想去美国寻找新生活。那里已有不少我这样的中国人，有好朋友能帮助我。他说“德国也许更适合你。”他的理由是德国相对美国来说是个传统、保守的国家，生活模式比较严谨，更接近中国，对我来说熟悉过程会容易些。至于帮忙的朋友，他说他绝对能算上一个。
当时我对德国和德国人的了解少得可怜。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种学校的教学体制崩溃，中学里没有设置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课。我知道的德国人只有三个，他们是人人皆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希特勒。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因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这两篇著作与毛泽东的著作一样被当成革命者的精神食粮；希特勒是战争魔鬼并且他的盖世太保在二战前后屠杀了无数的犹太人。当时我和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一样，只能从国家的宣传媒体中得到这些信息。在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买德国印刷机期间我接触过几次前来参加商务谈判的德国专家，唯一的感觉是德国人严肃死板，缺乏人情味和幽默感。而海纳先生是个例外，他经常在不同的国家工作，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因此处事为人比较灵活。
年底时，海纳结束了上海的工作即将回国。我告诉他我决定采纳他的建议去德国留学。我想过了，其实到哪儿都一样，因为除了中国我不了解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我当时只是想着出国闯一下，去找我的新天地。那年我三十岁，面对的生活似乎已经定型而无法改变。我不会成为教师或作家，也不会成为工程师。而且那个年代，三十岁的女人要找个合适的婆家已经有点希望渺茫了，我当时的工资六七十元人民币，想一个人过潇洒日子又不成。最主要的是，我实在不甘心让生活把我定格成那个样。
一九八五年年初，海纳夫妇给我寄来了去德国留学所需要的文件和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的夏季班入学通知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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